《无问西东》与汪曾祺

喜欢汪曾祺,是从读到这段话开始的。

看《无问西东》,尤其是剧情发展到西南联大的时候,很难不让人想起汪曾祺。

到了一个新地方,有人爱逛百货公司,有人爱逛书店,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。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

准确的说是汪曾祺写的跟西南联大有关的文章,我想导演兼编剧的李芳芳应该是读过的。

我想起古龙那句,“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,心一窄想寻短见,就放他去菜市场。”

我的大学图书馆专门有一列书架放的是散文,新的老的,多的少的,我都看过。

菜市场,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看着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,看着那摆满货架的各种调料,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。

但至今最喜欢,闲暇时仍会拿起来翻看的,就只有汪曾祺的散文了。

熙熙攘攘,人来人往,吆喝叫卖,讨价还价,孩子们跑来跑去,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流淌出动人的交响乐。

我想,写文章的人怕是都希望自己的文章最后能像汪曾祺先生的那样,返璞归真。

真正的生活是热腾腾的,有温度的,有色彩的,而不是冰冷的,苍白的。

返璞归真,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旨,四段故事串在一起,到底是回到了真上。

读过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,才发现他是作家里面的美食家,美食家里的生活哲学家,是真正懂生活,有滋味的人。

不管是文学还是做人,最高标准,终极追求,可不就是一个真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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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是非时要真,面对感情时要真,面对选择时要真,面对自己时更要真。

北京作家凹凸也说:“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: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,读两页汪曾祺,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;辣妻欺我的时候,读两页汪曾祺,便心地释然,任性由他。”

这部电影的评价势必会两极分化,说好说坏都会被怼,但我要真诚地说一句。

汪曾祺就有这样的魅力。

这电影,我蛮喜欢的。

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,无论顺境还是逆境,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,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。

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《<无问西东>与汪曾祺》,那就具体聊一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他在昆明待了七年,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,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,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,于是被迫肄业,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。

一九三九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,然后在云南一待就是七年,西南联大于他,亦或是昆明于他都是极为珍贵的记忆。

在昆明的生活,常受日军轰炸,动不动跑警报,动不动死人,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。

他有一篇文章简要写自己的这七年,叫《七载云烟》,写的极好,是他诸多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两篇之一。另一篇是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,专门写西南联大的诸位教授,可见联大的学风之好。

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,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。

也难怪汪曾祺会在文章里这么写:

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,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,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,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,和看电影,遛翠湖不同。

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,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。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。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。如果考不取联大,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。”

昆明多雨,许多人恼得不行。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,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,丰满的,使人动情的。

电影里,西南联大建校初期资金紧张,建的是茅草房。专门有场戏讲下雨,因为雨声太大,学生听不清楚老师讲什么,于是静坐。窗外,体育系的学生在雨里跑步,渔夫打鱼,诗意盎然。

时常赞叹,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,吃了最好吃的牛肉,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,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,写到文里,读文的人读到饿了,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。

汪曾祺有一篇文章专门写《昆明的雨》,说他怀念昆明的雨,也言及昆明雨季之长。

他在联大读书,除了中文,写作好之外,数学和英文都极差,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。

我想念昆明的雨。
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。“雨季”,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。
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,从几月到几月,好像是相当长的。但是并不使人厌烦。因为是下下停停、停停下下,不是连绵不断,下起来没完。而且并不使人气闷。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,人很舒服。

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,中文老师护他,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。

观影时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跑警报太假,头上日军飞机轰鸣,还有心情讲课听课?这也太做作了!但确实是这么个情况。

他不管,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,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。

因为昆明的警报太多了,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,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,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,施加威胁,使人产生恐惧。

但热爱读书,就爱到了骨子里,整日逃课去泡茶馆,去翠湖图书馆,去坟地看书,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。他说:

汪曾祺在《跑警报》中提到几个有趣的故事,可以看出大家的从容,我当时看完印象最深的有两处,分别是马同学和郑同学,这个郑同学其实就是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的原型。

“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,沉溺其中。苟有所得,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,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。

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。他早起看天,只要是万里无云,不管有无警报,他就背了一壶水,带点吃的,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,向郊外走去。直到太阳偏西,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,才慢慢地回来。这样的人不多。

人总要有点东西,活着才有意义。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,倾力一搏,像干将、莫邪一样,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,这,才叫活着。”

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,姓郑。他爱吃莲子。一有警报,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。警报解除了,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,昆明北院、南院,都落了炸弹,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,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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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,有两条街,这两条街上茶馆居多,电影里也有提及,沈光耀跟同学吃面,镜头一扫,遍地茶馆,很多都是联大的学生,他们把这叫泡茶馆,本地人只说坐茶馆。

在西南联大,中间为汪曾祺

汪曾祺的《泡茶馆》写得很详细,茶馆的分类,布局,更重要的是与茶馆有关的故事。可以看出联大的学生很多喜欢泡茶馆,有个姓陆的同学甚至整天泡在茶馆。

后来,他被下放到农村,起猪圈,刨冻粪,背粮食,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,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汪曾祺在文章里写泡茶馆对联大学生的影响,答曰:第一,可以养其浩然之气。第二,茶馆出人才。比如汪曾祺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写成的。

1960年,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,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,只能继续种地。

大学二年级那一年,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,各自看自己的书,有时整整坐一上午,彼此不交语。我这时才开始写作,我的最初几篇小说,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。茶馆离翠湖很近,从翠湖吹来的风里,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。

那浩劫的年头,中国文人走的走,死的死,留下来的,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。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,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,热情。

最后,再提两处,电影中做预行警报的和尚以及茶馆中的沈从文。

他说:“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,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。”

熟悉汪曾祺文章的人可能一下就会像想起《受戒》,以及他诸多提及和尚的散文,他笔下的和尚跟我们认知中的和尚有所差别。

不管走到哪一步,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,总想办法找点乐子。

比如他在《我的父亲》中提到的铁桥,他送了汪曾祺父亲一幅画,这画可以说是有点少儿不宜了。

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,他发现
“波尔多液”是很好看的天蓝色。在坝上工作时,他采到一个大蘑菇,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。

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,是一个和尚,善因寺的方丈。我写的小说《受戒》里的石桥,就是以他为原型的。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一个庙里住过,他作画有时下款题为“邓尉山僧”。我父亲第二次结婚,娶我的第一个继母,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,泥金纸,上角画了几枝桃花,两只燕子,款题“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”。

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,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,没有人管,也不需要开会,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。

影片结尾是诸多历史人物的介绍,其中有一位便是茶馆中的沈从文了。

早上起来,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、几只叶子,回到屋里,插在玻璃杯上,开始对着画。

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: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。这三门课,汪曾祺全都选了,然后是一辈子的师徒。

到了晚上,就尽情读书。

我印象中汪曾祺有两篇文章写沈从文,分别是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,其中后者是沈先生逝世后的纪念文。

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,抵御生命中的黑暗,不悲不喜,不怨不怒,那才是真性情,那才是真人格。

在众多写沈从文的文章里,我认为汪曾祺的这篇写得最好,能够体会出师徒情深,关键是读得那么舒服。

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,3岁时母亲杨氏因肺病去世,两年后父亲汪菊生再婚,5岁的他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,张氏待他极好,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。

我高中的时候写东西,喜欢模仿郭敬明,把句子写的花里胡哨,恨不得十句话里九个比喻。上了大学,开始读阿城,王小波,余华,汪曾祺,意识到好的文章不是那样的。

这样温暖的日子持续到高二,继母也因病去世。

我记得有一次请教一位指导我论文写作的老师,如何提高写作能力,看写作教程怎么样。她说有用,但不如多看看名家的作品,然后多写。

他又迎来了第三位母亲任氏,他与这位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,但依然对这位母亲十分尊重。

所以我觉得李芳芳之前应该是看过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的,就算没有那也没关系,反正这篇文章我是写了,也不愿改了。

一个家几十年间聚散离合,他内心不觉得有任何芥蒂悲戚,心里只记得每位母亲的好,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恒的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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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:“世界先爱了我,我不能不爱它。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,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,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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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的画

温柔是他的人,温柔也是他的笔墨。他的笔墨,亦有同样温柔敦厚的老师,沈从文的影响。

沈从文曾对他说过两句话,一句话是“要贴到人物来写”。

因为小说是写人物的。人物是主要的,先行的。

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,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,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,与人物站在一个平台,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,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。

另外一句话是“千万不要冷嘲”。这是对生活的态度,也是写作的态度。

沈先生教导汪曾祺要对生活充满热情,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,也不能觉得“世事一无可取,也一无可为”。

汪曾祺笔下的“小人物们”多身处社会最底层,来自各行各业。

如早起工作的戴车匠,做老式银器的侯银匠以及他十七岁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担的女儿侯菊,接生的陈小手,做豆腐干的连万顺,孵鸡养鸭的余老五与陆鸭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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