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光启一生学习西方,乾隆为何不屑一顾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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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19年,明朝上演着众生相。

萨尔浒的狼烟未散,努尔哈赤志得意满,大肆兼并辽东土地,束发的汉人狼奔豕突,仿佛世界末日。

李自成尚未成年,不知明日在何方。

张岱在绍兴学琴,半年内就把《雁落平沙》、《胡笳十八拍》练的滚瓜烂熟,即将开始斗鸡走马的荒唐人生。

众生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同年,一艘载有20余名传教士的大船,在澳门靠岸。邓玉函、汤若望……都是学问深厚的传教士。

日后的史书中,都将记录他们的名字。

传教士金尼阁将带领他们,在中国传播欧洲的新科技、新学问,顺便吸纳中国人加入天主教。

而比学者们价值更大的,则是随船而来的7000册书籍。这批书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洲古典名着,和文艺复兴以后的科技、哲学成就。

据金尼阁估计,这批书籍价值1万金币。

他们将在中国修建一座巨大的图书馆,用来存放携带而来的7000册书,并召集人手全部翻译成中文。

文明圣火在此刻传递。

彼时,欧洲已经摆脱中世纪的黑暗阴霾,走上一日千里的道路,工艺技术大大超越东方古国。

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启的新风尚,迅速席卷欧洲……他们从工商、贸易、技术到生活用品,几乎全都力求更新。

新科技发明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出。

商业繁荣让城市生活蒸蒸日上,文艺复兴又把亚里士多德、欧几里得、托勒密等人的科学理论介绍给普通市民。

再加上的科技发明,让欧洲有了巨大推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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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世界变化,中国人也不是一无所知。

1562年,他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,埋首书房苦读多年,为维持生计做过私塾先生,交往的也是董其昌等同乡才子。

32岁时,徐光启为了谋求出路,不得已南下广东韶州任教,并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。

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。

他第一次知道在程朱理学之外,还有数学、天文、水利……这些学问几乎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。

1603年,也是中进士的前一年,徐光启为了学习西学,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,获得教名保禄。

在晚明西学东渐的风潮中,徐光启堪称国士。

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和《测量法义》,把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数学逻辑引入中国。

又向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,翻译出《泰西水法》。

还有红薯和《农政全书》。

中原种植的水稻一亩只能产几石粮食,而从美洲跨洋而来的红薯,经过徐光启试种培育,能达到亩产数十石。

有多少粮食,就能养活多少人口。

适应了中国土壤的红薯和马铃薯、玉米,再加上《农政全书》的科学方法,大大增加了国人的粮食产量。

清朝的人口大爆炸,与此不无关系。

明朝的天文历法使用《授时历》,自忽必烈时代成书已经过去近400年,已经很不准了。

可朝廷困于祖制,不允许重新修正历法。

崇祯二年,徐光启说:“西方历法最为精密,不如用西方的方法重新修正。”

于是,就有了《崇祯历书》。

徐光启首次介绍了地球的经纬度概念,并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……这套历法后来被清朝直接继承下来。

那时的明朝虽然已经落后。

但学者们从未有天朝上国的愚昧,反而积极向西方探索求学,投入世界交流的大潮之中。

立于潮头的第一人,是徐光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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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20年,金尼阁和传教士带着7000册图书来到北京。

他已经联系了徐光启、李之藻、王徽等学者,希望能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,把西方学问全部移植到中国。

这本是一次完美的中西对接。

如果翻译计划能够顺利完成,以后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。

“比之玄奘求经西竺,盖不多让。”

明军在萨尔浒兵败后,紧接着万历皇帝去世、魏忠贤专权、陕西饥民起义……国事一天比一天糜烂,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

徐光启也没有固定的职务。

或被同僚排挤、或被魏忠贤党羽弹劾、或督练军队,翻译书籍的事就一天天的耽搁下来。

1628年,金尼阁在杭州去世。

1633年,徐光启也病逝于北京。

“西学东渐”的庞大计划就此流产,除了李之藻、王徽等人翻译出一小部分以外,大部分书籍都散落在时光深处。

它们只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:金氏遗书。

1644年,满清入关。

八旗铁骑的屠刀以“剃发易服”开路,在中原各地掀起腥风血雨,无数大城市被杀的鸡犬不留。

随后又是数十年的拉锯战。

百姓流离失所,士大夫惶惶不可终日,晚明积累起来的西学人才出现断层。

他对西方的哲学、科学研究水平相当高,尤其是光学研究又领先于时代,写出《物理小识》等着作。

可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多年,不得不出家避祸。

一生研究农业和手工业,终于把各种技艺整理完成,编着《天工开物》。明朝亡国后,宋应星不愿出仕满清,隐居于乡野。

再加上持续不断的“文字狱”,学者终究不敢发表任何新观点、新学术,只能埋首于故纸堆,做些寻章摘句的学问。

历史曾抛出橄榄枝,学者也做过努力。

1792年,英国任命马嘎尔尼为使者,正式访问清朝。

庞大的使团中有数学家、艺术家、医生……他们带着科学和艺术的书籍、大型船模、先进武器,希望和清朝开展贸易交流。

可他们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时,心都凉透了。

马嘎尔尼和使团成员把前膛枪、望远镜、地球仪呈送给乾隆皇帝时,只换来轻飘飘的一句话:

“所称奇异之物,只觉平常耳。”

在皇帝眼中,这不过是些有趣的玩具而已,又能有什么用呢?

而满洲是以骑射立国的。

福康安也看不起西学。

英国卫队表演了线性步兵、三段式射击等战术后,福康安轻蔑地撇撇嘴:“我看也罢,不看也罢,火器也没什么稀奇的。”

他不知道的是,英军的火器和战术早已风靡欧洲,把纵横驰骋的骑兵打的落花流水。

而在满洲入关前,明朝学者都十分注重火器。

徐光启积极改造火炮技术,又注重引进西方的火炮,甚至对火炮攻城、步骑炮结合的战术都有研究。

他的弟子孙元化更是火器专家。

可学者个人的努力,又怎能敌得过经济崩溃、祖制僵化的大势?

他们没有挽救明朝的国运,学术也没有被后人继承,只是匆匆的来了又走,给时代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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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01年,在万历皇帝的允许下,利玛窦获得长住北京的权力。

仅仅几年后,就吸引了几百人加入天主教,其中最有名的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号称“圣教三柱石。”

有了“三柱石”的帮助,天主教迅速发展。

上达内阁首辅、下至平民百姓,无不服膺于利玛窦的教诲。

他们是在学习天主教吗?

据当事人留下来的记载:每当利玛窦传播天主教的时候,众人都无精打采哈欠连连,一旦讲述西学,才会振奋精神。

他们接触利玛窦,是要学习科技理论的。

传播了广泛而精深的西学知识后,利玛窦也被尊为“西儒”,众人言及必称之为“利子。”

1610年,利玛窦病逝于北京。

按当时的习惯,西方传教士去世后应该安葬到澳门。然而经过内阁首辅叶向高奏请,万历皇帝赐利玛窦葬于北京的滕公栅栏。

他是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。

当时有人问叶向高:“外国人从来没有赐葬京师的,叶先生为什么对利子这么好呢?”

叶向高说:“远近来宾的道德学问,从未有人如利子一样高深的。就算只翻译《几何原本》,也足以配得上皇帝赏赐。”

这本书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。

无论叶向高、利玛窦、金尼阁或是徐光启,都流露着一种对知识的渴求,以及对学问的尊重。

而能守护学问的,唯有和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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